阳信，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。早在公元前215年，秦始皇就在此建立了厌次县。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在此设立阳信县。建县以后，阳信县城经历了多次迁徙、水患、战争，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、动人心魄的沧桑传奇。

公元前215年，秦始皇建立厌次（yācì）县，地域包括今阳信、惠民、无棣等广大地区。

为何取了这样一个县名？秦始皇并吞六国，但根基未稳，地方上的统治力还比较弱，于是他五次出巡，意在巩固巩固地方，维护中央集权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215年，秦始皇第四次巡行郡县，因见东南方向有“天子之气”，于是“因东游以厌之”。厌通“压”，就是镇压的意思。

传说，始皇一行浩浩荡荡，迤逦而东，行至今惠民县境内之桑落墅（俗称“大桑”），路遇一株巨大无比的桑树，始皇近前查看，正巧有一条桑枝哗啦啦落了下来。始皇认为是吉兆，于是命名此地为“桑落墅”，并于当晚“次舍”于此。次、舍，都有临时驻扎的意思。始皇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县，因为此行意在“厌气”，又在此“次舍”，所以命名为“厌次县”。秦时的厌次县幅员辽阔，包括今惠民、阳信、无棣等县之全部或一部，也可能包括今德州陵县之一部。

为了使“厌气”更有效果，始皇还在今阳信境内筑了一座“厌次台”。在阳信县东二十里的沟盘河岸边，有一个周边几十米的突兀土台，台上散落砖头瓦块，荆棘蒿草丛生，相传这就是秦始皇东巡筑土以压王气的厌次台。

可以说，厌次县就是阳信县的前身，而阳信正式建县是在汉代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，汉高祖五年（前202）析厌次县之北部置阳信县，“县在河曲之中”。意思是说，阳信县的县城在一条大河的拐弯处。据考证这条大河就是位于今无棣县境内的古“笃马河”。

笃马河，又称信水河，即今小米河（萧米河）。由于该城位于信水河之北岸，又由于古人以山之南水之北为“阳”，所以这座城市便以“信阳”命名，并以“阳信”二字为县名。

古信阳城，《山东通志》作“信城”，位于今无棣县城北十七里的信阳乡，当地人“俗称‘小鞍城’、‘歇鞍城’”。因为筑于汉代，又称为“汉垒”，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城居海滨险要之地，环周3公里有余，面积0.8平方公里，城内三村成鼎，外形如靴。

信阳城内分大、小两城，小城居大城西北隅，两城用内城墙相隔。共有六门：北门两个，门里为车里村；西门一个，门里一村，原名靴脸，后改称如意村；东门一个，门里有一谢家村；西南城墙向内凹处和南城墙各有一城门。城内一条主要东西街道连接东、西城门。小城也称内城，是官府署衙所在地。从地表遗迹和街道走向看，小城可能有东、南两个城门。

古阳信县城旧时为民国《无棣县志》载十景之一，称“汉垒盘旋”。清中宪大夫张映蛟曾建别墅于信阳城垣西北角，额题“桃坞”，一旁立有“桃坞碑”和“信阳城碑”。坞前藤萝丛生，城基内外遍植桃、李、杏等。春则桃红梨白，夏则绿荫青纱，秋则谷浪菽涛，冬则玉铺银装。盘醒憇息，皆有佳趣。

据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信阳古城还保存有南城墙西端及向北延伸部份，可依稀看出信阳古城“如磬折而缺其西南”的形制。今遗址西南隅，城垣残迹尚余50余米，高处10余米，低处2—3米。从坍塌的城墙断面看墙体主要是有沙、土、石灰夯实而成，其筑造方法是采用“板筑法”，从残存的城墙两侧，仍能清晰地看到一排排直径0.15米左右的柱洞（绳索）遗迹以及层层板筑形成的层厚0.2米左右的夯土层。

1973年，信阳乡车里村村民在村附近古阳信城遗址挖掘出土了17枚正面带有“齐法化”三字的齐国刀币。后来在古阳信城遗址又陆续出土了秦汉时期铜剑、箭簇、陶器等文物，多系西汉以前物品。证明信阳城确系汉代遗迹。

民间传说，“信阳城”的修筑还与汉大将韩信有关。据说，当年韩信伐齐至此与齐楚联军对垒，为激励将士杀敌立功，韩信下令仿照靴子的样子修城，有“靴踢长安”之谓，表明其横扫三秦，攻克长安的雄心。

“汉垒盘桓”分别被康熙《海丰县志》和民国《无棣县志》品题为“八景”、“十景”之一，历代文人多有题咏。事实上，韩信伐齐，“未渡平原”。可见其屯兵处当在平原与历下之间，不在此处。而且韩信伐齐，是在齐国准备降汉的情况下搞的偷袭，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建造如此规模的坚固城池。历史的真相并不影响传说的美丽，关于英雄和县城如“靴”的传说将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永远流传。

在今阳信县城西南，有一个村庄叫西程子坞村。西程子坞村村西有一片方圆一公里左右的洼地。该地块呈正方形，比周围地势低约2米。站在洼地中心，举目四望，仿佛站在了一个巨大的锅底，地平线在这里消失了！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“城洼”。当地人说，城洼原来是一座城市，后来“天塌地陷”，城被“震”到地底下去了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西南角还隐约可见城垣遗迹，东南角最低，留有大量瓦砾。洼地上南北向开挖数条排水沟，沟壁向下2米左右可见厚度约50厘米的瓦砾堆积层。这就是隋、唐、宋时期的阳信县城，阳信县以此为县城长达600余年。那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是如何陷落的呢？

民国《阳信县志》揭示了原因：“以势度之，（阳信城）必为水所没，如宋之棣州城也”。而关于棣州城的陷落，民国《阳信县志》卷二“祥异志”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大中祥符四年，棣州河决聂家口即聂索。五年又决李家湾。环城数十里民舍多坏，徙城于商河。沙势高民舍逾丈。”

黄河决口带来的大量泥沙，被城墙阻挡堆积，高出城内民居一丈多。“城”已成“洼”，居民只能弃城而走。同时也说明了“城洼”的来历。

1211年（南宋嘉定四年，元太祖六年），城洼陷落，阳信县城重新迁回今址。此时的阳信城有无城墙，无从知晓。

1265年（元至元二年）平章于保保修筑阳信县城。城周6里13步，合3024米；城墙高2丈4尺，合8米；阔1丈8尺，合5.4米。阳信城这个规模后来一直没有变过。

1531年（明嘉靖十年）知县徐九皋修建四门，东曰永和，西曰长阜，南曰迎薰，北曰拱极。1904年（清光绪三十年）知县缪润绂以城圮破，缩小旧制重修四门，四门皆有木桥，十字街连接四门，把城区划为4部分，呈田字形。县衙在北门大街西（今县阳信县公安局老院），文庙在十字街西（今阳信一中东院），关岳庙在城内西北隅（阳信县建筑公司），城隍庙在城西南隅（今荷花湾西北角），永宁寺在城西南隅（今阳信一中西院）。

阳信县衙修建在北门大街西首，左悬钟鼓，右设谯楼，大堂居中，名亲民堂。大堂东面，是赞政厅；大堂西面，是会计厅；大堂后面，是退思堂。戒石亭设在仪门之内，左题“宣德”，右题“达情”，中间刻有宋太宗训敕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！”衙门外有牌坊，上书“渤海雄风”。

其他建筑，如刘猛将军庙、先农坛、龙王庙、药王庙、碧霞元君庙、文昌阁、魁星楼、文风台等古迹，于今俱废无存。

后来阳信县城又多次进行过整修，但都是在于保保的基础上修修补补。古代筑城主要为防御，但筑城也是一件需要花大钱的大事，搞不好会劳民伤财。明代万历年间的三位阳信县令的筑城故事，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启示。

1584年（明万历十二年）山东布政司下拨二千两银子，要求阳信修砖城。眼看繁重的劳役就要降临，百姓惊惶失措。刚刚到任不久的阳信知县朱大纪也觉得筑城弊大利少。朱大纪对曾任山西布政司参议的阳信乡绅王子蕙说：“我既为县令，当为民请命，停止这项工程。”王子蕙忧心忡忡，说：“公有此心，百姓之福也！不过工程银款尚在这里，要是上台督促追问该如何处理？”事有凑巧，廵按御史吴定正好按临武定州，于是朱大纪率绅士王子蕙、县学秀才刘子鲁等求见，极言阳信为盐碱之地，砖城极其容易碱坏，费钱多不说，且难保长久。最终吴定答应了朱大纪的请求，命令缴还原银，工程做罢。

1597年（明万历二十五年）山东布政司为了防备倭患，重又指示阳信修砖城，时任阳信县令的武世举亲自赴省院恳请，说“阳信连年歉收，民不聊生，筹备御倭军饷本已艰难，如果再大兴工程，恐老百姓将逃亡，阳信就成了空城了！”最后筑城之役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武世举，字文荐，大同人，明万历中知阳信县事。阳信县城四周有阔两丈的护城河，有桥梁数座，屡修屡废，许多官员视为中饱私囊的由头。武世举上任后，亲自监工，整修桥梁，此后四十五年，再也没毁坏过。

三位县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不片面追求政绩，以民为本，堪称封建社会地方官吏的楷模。